本文摘要:

除了获得社会支持和情感接触,海外社交媒体也成为了器乐留学生自我表露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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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获得社会支持和情感接触,海外社交媒体也成为了器乐留学生自我表露的序曲。尽管如此,国内社交媒体仍有大量细分用途。比如,微信经常被用来选择性地展示你的留学生活、知识和感受;微博往往被视为半公开的私人日记,随时随地吐露心声,而不是平台鼓励的“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如果用户关注微博中的受众,新的社交媒体往往会被激活。

被调查者S6展示了这种差异化使用:“我把微博当成垃圾桶,用来倾诉一些不好的感受或者有特别开心的事情,不知道该和谁分享的时候,有点像半开的日记.但是微博不够私密.你只能找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所以我开始用豆瓣,这完全是我的精神角落。”之所以选择中国社交媒体而不是国外社交媒体作为“精神角落”,是成本问题。比如回答者S6本人是豆瓣用户,平时看广播,群“不需要开这么差的新平台”;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媒体为器乐留学生提供了足够的文化和情感上的亲近。如S11所说:“虽然是树洞,但还是期待陌生人偶然看到,不然和自己写备忘录没什么区别。

如果你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布新闻,你会认为没有人会理解。”

基于“多媒体”和“平台摇摆”的观点,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中国学生如何将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分配”到不同的社交媒体。此外,这并不意味着用户在通过社交媒体维护和发展关系时会有相同的分配策略。

用户之间的这种差异也反映在现有的研究中。例如,格申(2010: 18)发现,不同代人对电子邮件的使用存在巨大差异。详细来说,本研究关注的留学生群体Nada和Arajo(2017)调查了葡萄牙12种留学生简历的叙述,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典型”留学生。这些研究间接或直接表明,由于留学理念和历史的不同,海外学生对社交媒体的分布和使用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这项研究提出了以下问题:

本期编辑/童欣

更有意思的是,融合后的留学生往往会通过国内社交媒体对家人持有“文化反馈”,也就是希望从所学国家的文化中获得认可,从而在两种文化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正如受访者S2所说:

留学生群体的多元社交关系

来美国后,我用了一些新的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WhatsApp、yelp、Snapchat,但我只是下载了一下。

Messenger群作业研讨会用Instagram关注一些它推荐给我的名人,然后WhatsApp,我现在刚注册,没怎么用过,只是好奇Snapchat,然后一个都没注册。而且我真的抱着什么东西。我想在这里探索一下社交媒体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下载了。

多元社交关系的平台分配

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段,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与使用本地社交媒体相比,综合类留学生对国内社交媒体的使用普遍减少,不像工具类留学生那样试图通过微信寻求补偿性情感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社交媒体往往是“候补席”,自我表露和情感投入的水平也会下降。

受访者S14认为,她更倾向于通过Instagram“记录生活,形成互动”来获得社交快感;不小心更新了微信朋友圈就为了“活命”。事实上,综合类留学生普遍认同与家里朋友的交流频率明显降低。S12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匹配的语言”,即使有联系也只能追到老。

深度访谈法被广泛应用于跨国流动群体研究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方法可以从受访者的自我和私人角度审视跨国流动群体的生活状况,进而获得越来越深刻和有组织的理解和洞察(彭2016)。

本研究对20名在读或有留学史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60-90分钟的访谈(见表1)。面试从2019年1月开始,到2019年7月结束。首先,受访者包括8名与研究人员有面对面关系的外国学生。之后,研究人员通过网络又招募了12名受访者,以阻止面对面关系对研究结论的扭曲影响。

互联网招聘渠道包括微博、豆瓣、人民号,以阻止某社交媒体对调查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于体验式的外国学生来说,探索当地的社交媒体通常被视为一种保持文化接触的方式。所以从优先级来说,国内社交媒体还是会为他们占据更多的时间。

就像受访者S1一样

5所讲如果“现在我有两个选择微信和KakaoTalk那我一定会选择用微信。因为我还是比力习惯微信的生态和一些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是和中国同学举行小组讨论我固然没须要用一个韩国的软件……如果我在微信上找不到他们了我可能再会去KakaoTalk上面找”。

社交媒体与文化适应

近些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接纳了平台对比的方式考察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ChibMalikAricat & Kadir2014)。这一研究计谋强调在更为整体性的层面明白用户的使用方式将差别社交媒体平台整合性地明白为一种复媒体情况(polymedia environment)。

访谈竣事后三位研究者独立阅读访谈逐字稿使用Nvivo12辅助举行分析提取其中浮现的主题线索。之后研究者再对相互的结论举行对比在须要时通过重读与讨论形成共识并以此最终形成本研究结论。

研究方法

这三个层面的发现印证了本文的焦点看法之一——社交媒体使用诚然会资助留学生维系和生长当地关系不外这一视角可能遮蔽了生活境遇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反向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自我身份、文化适应和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之间搭建出一种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三角关系同时需要思量到生活境遇变迁所饰演的重要作用(见图1):其一留学生的自我身份在很大水平上影响了他们如何分配性地使用海内、外洋两套社交媒体系统;其二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会影响他们的文化融入水平。融入型使用可能进一步有助于文化融入工具型使用则可能进一步发生“数字隔离”(Peng2016);其三文化融入水平的改变可能会反过来对既有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影响。

(回国之后)Facebook就不用了彻底不看了。其实这也很正常我们在差别的人生阶段会使用差别的社交媒体来满足需求。

就像很多多少中小学生喜欢用QQ我以为是因为他们的阶段和我在初高中是一样的他们需要QQ游戏或者是QQ空间让大家去社交。上了大学之后朋侪圈变了许多人就不再使用QQ空间了。

虽然因为时差、留学生活忙碌等原因工具型留学生的微信使用频率可能会降低不外使用者对微信的情感投入却获得了赔偿性增长这首先体现在详细的亲密关系之中。与Peng(2016)的研究结论类似本研究发现工具型留学生倾向于通过微信与母国的亲人、朋侪举行强烈的、亲密的、情感导向的交流以获得归属感和情感依附。

其次从更抽象的角度来看微信更被赋予了浓重的民族身份。换言之微信自己即成为了一种“讯息”代表着“祖国和家”(ZhouWenTang & DiSalvo2017)。

受访者S9形貌说:“微信像救命稻草的感受你可以马上联系到你熟悉的人。它是我去获取宁静感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很是重要。如果没有微信的话我可能会酿成一个日本人。

结论一:自我计谋与平台分配

访谈问题主要被分为两部门。第一部门主要涉及被访者的基本留学情况其中包罗被访者的留学念头、日常生活、学业压力、人际关系以及对留学国社会文化的认知与态度。第二部门主要涉及被访者的社交媒体使用计谋其中又被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出国前在海内使用哪些社交媒体二是出国之后对社交媒体使用的计谋调整三是在留学的历程中又举行了哪些调整。

如果被访者已经回国则会增加第四个阶段即询问回国后的社交媒体使用计谋。

因为对文化融入的期待值较低体验型留学生对于文化身份的焦虑亦不显着。他们更愿意将感受到的文化打击视为一种新鲜体验。

相比文化融入他们更希望在留学期间能够“至少交个朋侪”虽然这样“恐怕也很难”(S7)。不外一旦在留学地交到朋侪他们往往会投入较多的情感甚至在回国之后仍然会通过社交媒体保持联系。

受访者S4到场了一所奥地利大学的交流项目学校为中国学生匹配了“一对一”的学伴这让她与一位叫Shirley的奥地利学生成为为朋侪。在交流项目竣事之后她们还会通过Facebook保持联系有时候还会聊许多相互的现状。例如“之后Shirley的怙恃要到中国来我也会为他们调整一下我的日程会为此请假啊什么的。就是如果我以为这个朋侪她也有这个意愿愿意和我继续往下做朋侪那我也会愿意和她继续来往是很纷歧样的一个体验。

本研究界说的融入型留学生虽然认同留学国文化、对留学国文化有较强盼望和归属而且往往更倾向于结业后留在外洋却并纷歧定会对母国文化全然“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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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具型留学生

凭据世界经济互助与生长组织统计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吸收的留学生中来自亚洲的学生数量最为庞大其中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又居于亚洲国家之首(OECD2018)。跨国流动学生来到异国他乡之后一方面他们可能盼望获得独立于怙恃的生活在当地建设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文化适应等问题需要来自母国亲密关系的情感和物质支持(EllisonLampe & Steinfield2010)。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方法考察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何通过差别社交媒体平台的分配性使用来维系和生长这种多元社交关系。

在复媒体情况中用户会定位差别媒体的情感距离同时匹配与之相对应的社交关系换言之用户为差别媒体的使用方式举行差异化定位(Gershon2010)。这一视角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获得验证。

用户通过不停地比力和调整最终将差别的社交关系分配进差别的社交媒体中并赋予它们差别的使用功效和情感距离。

再进一步讲用户将多元社交关系分配在差别的社交媒体之中因此也发生了一种“摇摆”式的使用计谋亦即Tandoc等人(2018)以复媒体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平台摇摆”(Platform swinging)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意指用户“不停在多个社交平台举行轮转的使用行为”。

其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用户的需求满足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来完成的更是通过差别社交媒体之间的“摇摆”来完成的。通过复媒体情况中的平台摇摆用户将差别类型的社会关系分配到差别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中通过“社交切断”的方式完成“社会联络”。

这样一来用户便可以在差别社交媒体平台中面临差别的社交关系接纳极具可塑性的印象治理计谋——这本质上再起了Erving Goffman意义上的“区隔受众”观点(戈夫曼1959/2016:116)。

Facebook就是我一个很formal(正式)的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就是我在上面会加我的美国教授;Twitter就越发professional(职业化)我在上面会写我的研究偏向和这个领域的scholar(学者)举行互动;与同学交流更多就会用Snapchat因为Facebook现在对美国年轻人来讲就以为‘Only grandpa uses Facebook’(只有暮年人会用Facebook);Instagram也是同学多一些因为Instagram就有story(故事)功效嘛你发了你的story(故事)以后那些朋侪会看到可以给你点赞可以给你评论。

融入型留学生往往在出国前就确立了自己对所在国文化的憧憬因此文化融入历程和配合兴趣可能会促使融入型留学生认同当地文化对母国文化的归属感也往往会被部门移植到新的文化土壤之上。与工具型留学生相反融入型留学生更有可能在当地社交媒体中“入乡随俗”以致将社交媒体视为明白当地青年文化的重要途径。“如果我听到一个自己接不到的梗我就去Reddit查一下好比LOL什么意思。”(S12)。

同时融入型留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选择和分配的历程中会更多思量当地的文化习惯、在平台使用中投入更多情感、举行更多的自我披露也会举行越发细分化的使用这与工具型留学生恰恰相反。正如受访者S8所言:

(二)融入型留学生

在既有研究文献中留学生群体的多元社交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母国的家人和朋侪、留学国的外国人、留学国的同国籍群体(co-national)。第一对于留学生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打破了时间和地理上的阻碍让他们与母国的家人、朋侪实现一种“缺席共在”;第二留学生群体还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与当地人建设和维系社交关系这有助于留学生群体适应当地社会与文化;第三留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联系精密的另一个工具是他们在当地结识的同国籍群体。

一方面同国籍群体间使用相同的语言具备相同的文化配景可以相互确认并掩护根于母国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还能相互交流、分享关于当地文化的信息和资源并相互陪同、提供娱乐性、功效性的支持(Major2005)。

本研究将留学生的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更多视为一种履历“生活变迁”之后自我身份调适的效果。

相应访谈数据从三个条理佐证了这一看法。从第一个条理来讲留学生在早期身份转换中的计谋往往在出国留学之前已经发生萌芽。

换言之留学生会对即将开始的留学生活怀有既定期待这种期待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于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计谋。正如前文所述留学生群体中包罗了工具型、融入型与体验型三种差别倾向的自我身份差别的自我身份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当地社交媒体的使用计谋究竟是情感型的、还是功效型的;是粗放型的、还是细分型的。

体验型留学生将留学自己视为一种体验多元文化、开阔视野的人生履历。一方面他们希望相识所在国的社会文化与当地人举行交流;另一方面则对文化融入既不抱希望亦无足够动力。在本研究的被访者中体验型留学生在外洋停留时间往往较短其中又以短期交流生为主。

体验型留学生倾向于将工具国的文化比喻为“菜肴”。正如受访者S3所说:“有时机我就看看没时机就算了……因为时间不长什么都想尝尝就跟品菜一样可是实话实说应该没有特别深入的。

”这种“品菜”式的文化接触计谋同样反映在对当地社交媒体的探索之中。受访者S7表现: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生长研究中心研究员。

诚然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为了体现样本多元性我们收集了来自六个国家留学生的访谈案例因而没能举行更具情境性的视察。换言之针对某一留学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做出深入剖析也就成了本研究力所不能及之事;第二本研究遵循“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原则举行质化抽样但相比中国留学生的庞大数量20名留学生的研究样本仍显得十分有限。

以上种种不足之处亦可以成为后续研究的着力点。

其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融入型留学生如那边理自己与同国籍群体之间的关系。

融入型留学生在处置惩罚这类关系时最为审慎。他们很清楚同国籍群体可以为他们带来的益处因此可能会挑选性地到场华人社群组织的运动但同时也对这种“文化筒仓” (cultural silo)(Brown2009)充满警惕甚至会因此排挤在当地社交媒体上过多与同国籍群体来往。

例如受访者S13认为:“我很是不想交海内或者是明白说中文的同学的因为我情愿可能放自己在一个充满英语的情况里……我现在逐步融入了可能算是西方的文化所以没有特别多中国朋侪在(Facebook)上面。”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7期。

(三)体验型留学生

从第三个条理来讲当留学生留学竣事选择回国后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计谋很可能又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在工具型留学生身上尤其显着。

在关系层面留学竣事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通过Facebook等社交媒体继续与同学、教授等当地社交关系举行相同;在信息层面工具型留学生对发生在当地的新闻也不再有任何需求和兴趣。对此受访者S6提供了一种有意思的视角:

本研究被访者均将母国朋侪关系和同国籍群体安置在微信、微博等中国本土社交媒体平台之中而将当地外国人安置在Facebook、Instagram等留学国主流社交媒体之中。虽然亦可能偶然有“越界”现象发生但正如受访者S8所言:“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加微信如果你们加了微信然后你在Facebook看到他了这时候也会发一个挚友邀请可是我们从来不在Facebook上去找对方谈天就会以为微信上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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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使用计谋方面被访的工具型留学生在谈论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时经常会使用“备胎”“添加剂”等修辞。这说明相比海内社交媒体外洋社交媒体仅仅是他们的第二选择或者是在海内社交媒体泛起真空期时自己与外界社交关系举行接触的权宜之计。正如受访者S11所讲:“微信会占据绝大部门的时间如果微信上没有什么新消息我可能就会把这些时间分配给Facebook。

Facebook就像一个小的‘添加剂’一样不会引起生活太大的波涛。”

相对于静态视角而言留学生群体在新社会情况中的“文化适应”却是一个动态的“自我重组”历程。相应既有研究也较多讨论了流传媒体对于留学生文化适应可能发生的影响(Kim1988;CemalcilarFalbo & Stapleton2005;Li & Tsai2014)。

然而这些研究多以量化的问卷观察为基础可能存在一种因果解释层面的偏差——当我们在关注社交媒体使用会如何影响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时是否忽略了文化适应历程中的自我身份定位同样可以影响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于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在“生活变迁”(life transitions)这一研究领域寻找到一些间接证据。例如既有研究证明重要的生活变迁会对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发生影响例如人生差别阶段(MatassiBoczkowski & Mitchelstein2019)、与情侣分手后(HaimsonAndalibiDe Choudhury & Hayes2018)、亲人逝世后(BrubakerHayes & Dourish2013)、孩子出生后(De ChoudhuryCounts & Horvitz2013)等。因此当我们聚焦到留学生群体中时一个尚未被清晰梳理的问题即是:

我在美国看到一些高质量的文章就会发(给家人看)……厥后我妈就很是明白我也不太去约束我去做什么。

好比说我在旧金山看到一个LGBT大游行全部都是在一个大park(公园)内里就是抽大麻我直接和我妈视频我妈看了很正常她说你离他远点行了就我妈也没有surprised(很惊讶)。她已经酿成就是……take it normally(视若平常)。

结论二:生活变迁与平台分配

换言之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而言作为社交平台的微信蕴含一种清晰的文化界限。微信的意义不仅通过交流实践的“肯定方式”来实现同时也是通过“两其中国人谈天干嘛要用Facebook”(S9)这样的“否认方式”来实现。借助这样的差异化处置惩罚留学生群体完成了对差别社交平台的观众隔离(gating audience)(Marwick & Boyd2011)。

RQ2:生活变迁如何影响留学生群体对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

RQ1:在复媒体情况中留学生群体如何定位差别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其分配计谋在留学生群体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异性?

相比之下受访者S15是从体验型转向工具型留学生的典型案例。他之所以选择韩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很大水平上是出于对韩国文化的喜爱。

初到韩国时他“体验了许多当地美食、娱乐另有很纷歧样的生活方式”。但当新鲜感逐步褪去加之“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他对韩国文化发生失望一心只为竣事学业尽快回国。

这一转变同样折射在他社交媒体的使用上。初到韩国时他体验了许多韩国当地的主流社交媒体也添加了一些当地挚友。

不外随着自我身份的转变这些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显着降低“KakaoTalk是没得选了才用”Facebook和Instagram险些不再更新因为“那些外国朋侪看不看到我的状态都无所谓”。相较之下微信、微博的使用频率甚至比在海内时还高。

从第二个条理来讲三种倾向的自我身份之间也可能是流动的。在留学历程之中留学生可能会在三种差别的自我身份类型之间举行转换继而影响他们对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

不外这种身份类型转换的源动力往往并不来自社交媒体而来自现实生活的变迁。受访者S16在讲述自己的留学履历时提到了从工具型到融入型的自我身份转变。

对他而言在留学初期“也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就混在中国人的圈子内里真正跟外国人交流其实也就是去超市买个工具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交流很少”。不外出于对排球的喜好以及为了打发空闲时间他加入了当地的排球俱乐部。

在交流中“逐渐认识了一些当地朋侪也对澳大利亚的社会与文化发生了兴趣”。因为到场俱乐部打球运动都需要通过Facebook报名他注册了这个社交媒体。

而且随着通过打球认识的当地朋侪越来越多他也愈加频繁地使用Facebook和球友举行日常互动和交流“不自觉地就越用越多”。在他看来“社交媒体的变化就是随着朋侪圈子的变化走”。

在海内社交关系层面体验型留学生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在于这种相隔异地的空间距离更容易让他们去反思海内的社交关系尤其是与怙恃的相处之道。

这在工具型留学生群体中体现得并不显着可能是因为体验型留学生更会将自己的留学履历视为一种体验和发展。受访者S7表现“在海内可能不会(对怙恃)隐藏自己的情绪”但在外洋“我可能第一次以为自己长大了这样不太好”。

相仿受访者S4认为在外洋交流的一个学期对她人生最大的改变是希望结业后留在怙恃身边:“出国之前他们还是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事情可能以为老师、公务员会比力好。可是我其时真的很生气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未来要听你们的?我要自己掌握。可是从外洋回来之后现在反而我想有一个稳定一点的事情。尤其是只管离他们近一些。

我爸很是惊讶他以为我有了一种转变。”

余论

不外这种相对平整的观众区隔并不意味着留学生群体对这两组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自我披露水平以及情感距离是相同的。

基于自我身份在母国文化与留学国文化之间的拉扯本研究从被访者中提取三种差别导向的留学生——工具型留学、体验型留学、融入型留学并探索他们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差别的分配倾向(见表2)。这种分类方式亦回应、验证和生长了既有研究结论(Berry1997;寸得杏2010)。

相比海内社交媒体工具型留学生对于外洋社交媒体的使用显着突出功效价值自我披露和情感卷入水平均较低。有趣的是在谈论社交媒体使用时工具型留学生经常会接纳对比的方式例如在解释自己对Facebook的明白时提到微信、解释Twitter时提到微博但他们对这两套社交媒体的使用却接纳了完全差别的计谋。

虽然Twitter与微博在技术可供性方面有较大相似度但工具型留学生在Twitter上少少举行自我披露甚至少少被人关注更不会以“准日记”的方式使用Twitter。在这种情况下与Kwak等人(2010)的发现相似Twitter名为社交媒体但实际上往往仅作为信息媒体举行使用。

相比之下Facebook经常被用于小组作业讨论、组织校园运动虽然可能会越发贴近“社交”不外受访者S10却特别强调了它与微信朋侪圈的区别:“如果我想发一些比力思乡的工具好比想念海内的暖锅、想家这样子的内容我只会发在微信(朋侪圈)上不会发在Facebook上因为那里有我的老师我以为这些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比力好。在Facebook上我体现出的样子就是不太盼望回国以为英国挺好的当地文化体验一下也挺好的并不是很想回家。”

工具型留学生仅将留学作为一种提升自我教育水平、为未来职场生长增加筹码的工具其计划留学时间往往较短并往往计划在留学竣事之后连忙返回中国事情。

您还可会见《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提供了两项启发:首先本研究将“复媒体”引入对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考察之中这种视角体现了人类学的整体性意义不仅弥补了考察单一社交媒体所可能造成的片面性明白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之间建设某种认知关联。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当留学生第一次接触当地的社交媒体时经常会接纳“再中介化”的方式来明白它们例如在解释自己对Facebook的明白时提到微信、解释Twitter时提到微博。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发现这种再中介化与留学生自我身份的重塑相关。

例如对于工具型留学生而言他们的自我身份不仅体现在对于微信、微博的“情感性使用”之中和对于Facebook、Twitter的“功效性使用”之中更是通过微信、微博和Facebook、Twitter相互之间的区分、排序来确认的。

其次本研究将“生活变迁”引入到对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考察之中并借此反思社交媒体使用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部门弥补了复媒体研究视角过于静态的缺陷。

另一方面这也呼应了Morley(2007:200)所讲的“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将媒体去中心化”这一理念。相仿Moores(2012:108)对此评论说:“一种常见的误解即是媒体研究仅仅是关于‘研究媒体’的。”研究者对媒体的关注首先应该将媒体嵌入日常生活之中寻找媒体使用背后的社会历程因此应该勉励一种“去媒体中心的媒体研究”(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对既有研究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举行了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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